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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论科学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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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实社会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东西之间的差距很大。二是社会治理不公,农民政治上的主人公地位,经济上的市场主体地位,社会生活中的国民待遇,都有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影响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影响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瓶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转折点上承担使命。在坚持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指导下,顺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不断推陈出新,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三农”理论,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1.始终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
2002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时又进一步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2004年初,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农业,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战略思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2004年3月5日,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重申:“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由此可见,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已经抬到了极高的程度。
2.实施有力措施,切实支持和保护农业,进一步健全农业保护体系
2004年3月29日中央政治局学习时,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和建设,实施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要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确保把支持粮食生产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特别是要抓紧实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政策,抓紧在粮食主产区进行减免农业税的改革试点,抓紧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和规模,抓紧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保护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粮食增产技术,加大对种粮农民的技术指导和培训,为种粮农民提供更广泛的科技服务。
3.继续强调科技和教育对农业的巨大推动作用
新世纪初,我国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成为指导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纲领性文件。目前,我们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农业科技体系,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们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4年4月,胡锦涛考察陕西工作时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既要靠政策、靠改革、靠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又要靠科学技术。从长远和根本上说,要开辟我国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关键在于农业科技进步”。温家宝在200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到,教育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农村教育影响广泛,关系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农村普及义务教育有很大成绩,功不可没。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关键的发展阶段,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等,都迫切需要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对广大农村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4.发展农村经济,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达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一届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但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2004年4月胡锦涛考察陕西时说,“推进西部大开发,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在推进发展的全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尤其要大力提倡和推广循环经济”。胡锦涛在出席了博鳌亚洲2004年年会后考察了海南的农村工作,他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任务繁重而艰巨。……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科学规划开发,切实把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保护好,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5.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2002年9月,中央采取九项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其中包括:搞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严格执行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规定;全面实行“四项制度”;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做好农业税收的灾歉减免工作;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落实减负工作责任制;加强检查监督。2003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部署了2004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着重研究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深化农村改革等问题。2004年初,时隔18年后中央颁布了第六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思想和基本政策安排,其意义十分深远。2004年3月底,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精神,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国务院决定采取更直接、更有力、更果断的九条措施,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为国民经济平稳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到农村最基层,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用两年的时间,在全国县(市)部门、乡镇、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这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迫切需要;二是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是新形势下实现、维护、发展农民的切身利益,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迫切需要;三是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是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迫切需要。总之,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是我们党在新世纪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着手进行的一项重要基础建设,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件大事。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200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颁布。这个《意见》同时也标志着党中央关于“多予、少取、放活”农村工作方针的进一步成熟,因为在此之前只是在国务院文件里提到农民增收问题。而这次不同的是,促进增加农民收入的若干政策意见,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公示于民。《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4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2005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以及必须把握的原则,并提出了2005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现五个新提法。第一个新提法是“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第二个新提法是在2005年“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一提法与积极财政政策抽身而退形成对照。第三个新提法是“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一提法无疑会使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人们感到振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长期承受剪刀差之苦,承受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为国家经济建设、为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但近几年又有扩大趋势。“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是一个重大判断,这一判断将终结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实际上存在的“决策的城市倾向”,并逐步迎来城乡差距明显缩小的可喜局面。对此,此次经济工作会议有如下表述:“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要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动员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农业。明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第四个新提法是要“合理把握城镇化进度”。这是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中第一次公开作这样的表述。这样提,显然是针对前几年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向。这些偏向导致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过多过快地被城市化吞没,也带来失地农民缺乏生活和工作保障等种种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这次会议说,“必须有效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机制。要注意保护和节约土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合理把握城镇化进度”。第五个新提法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重点中,“加快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和“认真抓好安全生产,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又是两个新亮点。尤其是前者,如果有一个时间表,不仅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幸事,对经济界人士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信息。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2004年12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温家宝指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意见》指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意见》共27条,分九部分。包括:稳定、完善和强化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坚决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农田水利和生态建设,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发展环境;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竞争力;改革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健全农业投入机制;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民和农村社会全面发展;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意见》强调,加强农业基础,繁荣农村经济,必须继续采取综合措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在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家财政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状况有了积极变化。在继续坚持“减法”、“少取”的基础上,2005年“加法”、“多予”的政策增多。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
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2006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
同时,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从2005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认真解决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学的问题。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发展各类职业教育。
2004年我国农民接二连三地收获一份份货真价实的实惠:160亿元的农业税减免、100亿元的粮食直补、前三季度11%的收入增幅。包括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等一系列支农政策在这一年高密度、高强度出台。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2004年安排的支农资金在3500亿元以上,长期只青睐城市、工业的国债资金也有376亿投向农、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占建设国债资金的1/3,数百万农民来到国家出资的培训班上接受培训。
2004年我国农业领域这些可喜现象向人们发出了这样一个积极信号——2004年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拐点”已经到来。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农业税也将在3年内取消,这对于改变我国的城乡、工农关系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
“2005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尤其是“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些表述更加明确了,2004年的各项支农政策不是短期的、暂时的,而将会是长期的、持续的。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日前表示,对于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农业领域,今后不仅要保,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比如,对产粮大县进行财政扶持,支持中西部崛起,切实解决县乡,尤其是中西部县乡财政困难。所有这些对于“三农”都是具有治本意义的长期利好。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表示,2004年宏观调控在农业领域首先见效。2005年是农业财政调整的关键一年,农业部也有了大致的工作思路。2005年三项补贴力度继续加大。在粮种补贴方面还要增加10亿元左右,大致达到38亿元;农机补贴要翻一番,达到2亿元左右,目前正与相关部门商量以争取达到5个亿;粮食补贴还会强化,不会低于110亿元。在削减农业税方面,原定5年减完,但目前来看3年就能实现。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投入。安排3亿-3.5亿元用于劳动力转移的培训。增加针对贸易绿色壁垒
的投入,包括对耕地的质量状况监测、有机肥利用和限制农药使用。开始探索对畜产品的补贴,支持用优良种畜和胚胎,投入1500万元对使用优良种牛的农民给予补贴。
从2004年起,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显然已经到来。
本文摘录自:段应碧主编《统筹城乡发展》.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邓小平论科学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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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录自:段应碧主编《统筹城乡发展》.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城乡关系的处理,对于城乡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
一、毛泽东关于城乡发展关系的科学论断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时间里,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制定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即把生产力落后的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通过生产力的均衡布局,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追求地区的同步发展和自成体系。所谓均衡发展战略是指在一国部各地区均衡布局生产力,谋求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增长。其特点是公平优先,有利于区域经济稳定增长,减少区域间的冲突和摩擦,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容易出现平均分配资源和分散力量的后果,往往以牺牲投资经济效益为代价,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区域产业结构转换率降低。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
1.生产力畸形布局的现实国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生产力分布畸形,工业偏集于东南一隅。据统计,全国工业总产值77%以上集中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南沿海狭长地带,而占国土面积68%的西北、西南和内蒙古广大地区,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9%。
2.国防安全的客观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比较紧张,周边战事和争端不断。因此,我国在选择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将备战因素放在首要位置。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因此,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
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衡理论的深远影响
从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以及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之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进一步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1页。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始终抓住并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从而找到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赢得了农民,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但我们党并没有“丢掉乡村,仅顾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恰恰相反,毛泽东仍以极大热情关注着新形势下的农民问题,仍然把农民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他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毛泽东提出了要“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统筹兼顾,适
当安排”的方针,“统筹兼顾”就是对全国人民(指城乡居民)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从“统筹兼顾”出发,对于粮食、灾荒、就业等问题,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协调,作出各种符合实际的安排。因此,他要求工业和农业必须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协调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党必须始终代表农民的利益,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农民最讲实际。他们往往以物质利益作为判断是非、优劣的主要尺度,决定自己对革命的参与和拥护程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对斯诺讲到: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
2.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地位和利益。毛泽东高度重视工农联盟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他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页。
3.组织和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是教育和改造农民的主要途径。
4.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认真贯彻“三兼顾”方针。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
5.必须树立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一体的思想,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农民为主体、农村工作放在一切工作首位的总政策。“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要求全党都要研究农业、大办农业,把农业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二、邓小平关于城乡发展关系的科学论断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再三强调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之一,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基本支柱。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灵魂和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在大胆试大胆闯的实践中开创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这个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中,邓小平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对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而且再三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邓小平所讲的共同富裕,既强调“富裕”,又强调“共同”,其实质是反对和防止两极分化,让全国人民都享受富裕美好的生活。但“共同”又不是“同步”,更不是“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一个理想的最终目标,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其具体途径是“先富带后富”和区域协调发展。
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有两大构想:一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实行先富带后富的大政策。他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还说,“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与此同时,他强调必须注意防止两极分化。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二是提倡“两个大局”观念,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曾明明白白地阐释:“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ZW(《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374页。ZW)指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为此,他大力倡导:“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278页。
在充分认识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失误和中国的实际困境之后,邓小平果断调整发展思路,大胆创新,实施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以沿海发达地区的优先发展,作为撬动整个国家经济的杠杆,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地区之间适度的经济差距,然后有次序地发展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全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指集中推动某一区域生产力布局,以谋求区域经济的调整增长。其特点是效率优先,将有限资源投向效率较高区域,有助于获得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它有使区际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容易导致区际利益冲突激化。
新时期以来,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构想,以改革开放为巨大动力,推动全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发展。到20世纪末,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本摆脱了贫困状态,解决了温饱问题,达到了总体小康水平。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东西地区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日益凸显。1997—2002年,中部人均GDP相对东部的比重从54.14%下降到52.6%,西部人均GDP相对东部的比重从43.08%下降到40.59%;全国城市居民年平均实际收入已高出农民2—3倍;反映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已接近国际警戒线。这表明,我国在普遍加快发展的进程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已比较突出。
三、关于城乡发展关系的科学论断
在吸取毛泽东、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即在继续保持东部沿海地区旺盛发展势头的前提下,重点开发西部。所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指在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经济优势和落后区域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之间互补的整体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实现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其核心就是适度倾斜和协调发展相结合。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质: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保证各地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强调:“应当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因此,东部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多利用一些国外资金、资源,求得经济发展的更高速度和更好效益;中西部地区要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势,努力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我们强调协调发展,是要在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得更好”《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这就是江泽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质。
对地区经济差距日渐扩大的趋势,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
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加以认识和处理。“一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现象。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5”SS:《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存在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所以,解决地区差苦问题也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从长远的趋势看,地区发展差距,总是会越来越缩小,而不会越来越扩大下去。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在认识和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以及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上,应该掌握的一些原则精神。”5”SS《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实施西部大开发
如何解决地区差距,改变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现状,是一个重大问题。为了跳出均衡则贫穷、富裕则不公的区域经济怪圈,创造性地提出了协调发展战略,以期从根本上扭转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在十五大报告中,则进一步阐述了“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思想。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正式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决定。
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东部地区继续加快发展
有条件的地方应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实施西部大开发,绝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是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上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援西部开发和加快西部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要继续保持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指出,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开发的同时,“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有条件的地方应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4页。
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我们应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全局和新世纪经济发展战略高度来认识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6月,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三不变”方针,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5页。
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东部沿海地区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窗口”,可以为西部提供宣传大开发政策的“橱窗”、信息交流的“平台”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接口”;第二,是西部大开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前沿基地,可以为西部直接提供成功的经验,避免走弯路;第三,是西部大开发沟通世界的重要桥梁,可以利用自身具备的区位优势帮助西部更快地走向世界,加快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要适应市场的要求,强化优势互补意识,胸怀全局,量力而行。总之,在新世纪坚持加快发展,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优势、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结合起来,促进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正如同志强调的:“只有谋求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大局,才能实现各地经济的快速和协调发展。”《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于今:以战略思维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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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以战略思维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于 今
天津日报 2008年2月4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下,在长期的探索历程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因此,必须以战略思维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注重理论研究的全局性和系统性。
一、用战略思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有宽广的眼界和世界视野,把握空间上的全局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适应国际国内局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战略的基本特征是系统性和全局性,因此战略思维就应当把握这些维度,着眼于这些立足点去看问题、做事情。战略思维要求看问题、做事情要胸怀全局,通观全局,把握全局,处理好全局中的各种关系,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全局性表现在空间上,是指从整个大的系统上去把握全局,从整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等大的系统上去纵览局势的变化。因此,用战略思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就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适应国际国内局势变化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在中国面临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坚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等许多重要思想,积累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和制度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重新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十年“文革”拉开的与其他迅速发展的国家的差距,使得我们猛然觉醒。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成为改革开放的号角,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世界政党格局发生嬗变,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适应“两个转变”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成为时代提出的课题,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关键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期,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进入人均1000-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逐渐增多。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相互激荡的趋势继续发展,各国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同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出现,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摩擦明显增多。当今国际国内局势为我国加快发展和推进改革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要取得有利的战略地位,就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此情况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样的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用战略思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有历史眼光,把握时间上的全局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战略的全局性不仅表现在空间上,还表现在时间上,是指贯穿于指导战略准备与实施的各个阶段和全过程,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贯穿性。用战略思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中国的传统文化整体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总是能吸纳新的因素,自我调整,在即将断续的同时,转而迅速发展起来。否则,中华文明也不会源远流长几千年而不断,成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古老文化。因此,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内容虽然对我国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制约,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扬弃中一定会实现与时代的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必须在扬弃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思想浓郁的中国式语言风格,丰富的传统典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迅速传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也正是紧紧联系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人心。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更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思想和哲理性的言论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契合的基础。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思想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量观等等都有某种契合之处。中国的“和合”文化,“和谐”思想等更是与和谐社会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也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因此,用战略思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在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强研究,与中国文化沉淀下来的精华相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正融入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淀。
总之,用战略思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国情和国际局势,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各级研究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应该以此为重点,突破单视角的理论论述,系统深入地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角度、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领域、从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从哲学的贫困带来文化的贫瘠的角度、从党建的角度、从海峡两岸、国家战略的角度等,多方面、多角度、多领域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科学发展观进行研究,可开设科学发展观研究专题,出一些有深度、有分量的理论成果。
三、以战略思维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要有普遍联系的眼光,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贯穿其中的共同特性是实践性。
战略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性。以战略思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理论体系,虽然在不断地发展,但其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既与时俱进,反映不同的时代特征,又一脉相承,随着中国实践的不断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其共同特性就是实践性。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一项不断向前推进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是最好的坚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推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全方位改革开放的逐步实现,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发展成为理论和实践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末,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合中国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建设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而重大的崭新课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是总结我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的产物。
从发展到科学发展,既是我国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实践结果,也是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刻把握发展实践,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关于发展的理论,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和协调,不只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可持续发展,不仅要通过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成本、低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要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一项战略性的、长远性的、根本性的战略思想,不仅立足于当前,更是着眼于长远,任何所谓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只搞短期效应、短期化行为的,都是和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要着眼于科学发展,解决长远发展中有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问题。
因此,科学发展观是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拓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把握,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涉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哲学思维、国家战略、国家理论、党建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等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方面面的理论,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和全局性。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必须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系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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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100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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